人类自从20万年在东非地区诞生以来，一直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大约1万年前，在中东的两河流域，非洲的尼罗河两岸，亚洲的黄河、长江流域，部分人开始尝试种植农作物，并把一些野生动物驯化成牲畜。人类从此开始有了农业和畜牧业，并建立了城市。
大约5000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尼罗河边的埃及人几乎同时创立了文字，稍晚一些，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国人也创立了文字。目前世界上在用的所有文字都可从这三种文字找到源头(美洲的玛雅文字也是独立起源的，但由于地理隔绝，没有对现存文字造成影响。另外，印度文字是否独立起源尚有争议)。
文字起源于图画，这是学术界公认的观点，最早的文字几乎都是象形文字。但令人费解的是，图画要求生动形象，讲究栩栩如生，追求的是“美”。而文字要求清楚明了，讲究简明易懂，追求的是“明”。可以说，文字的要求与图画的要求相去甚远。
这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图画，然而，有一种特殊的图画，其绘制并不要求栩栩如生，而是要求清楚明了，易学易懂，这就是地图。显然，绘制地图的要求与创立文字的要求是相通的。
所以，很有可能，是绘制地图给初民以创立文字的启发。当他们在地图上以某个符号表达一个意义时，他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也用这个符号表示这个意义呢?当他们尝试用一个符号表示一个意义，并被一些人约定俗成地用于交流，就成了文字。
那么，在文字创立以前，初民们会绘制地图吗?
我们真的不知道3万年前的欧洲克罗马农人是否知道绘制地图，但人类学家知道，现存世界上的很多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人类，尽管没有文字，却是绘制地图的高手。
美国人类学家约彻尔博士二十世纪初在北部西伯利亚旅行，他请了一位当地瑜卡尔族的向导。大概这位向导也有些地方未曾去过，就请当地另外一位见多识广的老人给他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就是一幅地图。
地图刻在一块桦树皮上，画着一条河流，这条河还有一条支流;两河汇合处稍稍向上的位置画着几条短线表示鱼闸。
距离两河汇合处不远的河边画着一个平行于河岸的矩形和垂直于河岸的双十字，这表示一座坟墓，埋着死于这路上的行人。
主河边还用三个锥形图案表示三个帐篷，但这只是暂住过的地方，因为更上有两只船和四只划子连成一线表示前进。
这两个迁徙的人家有一个又在支流里出现，有两只船和两只划子。这表示那个帐篷里头的人属于两个家族，虽然他们共住一个帐篷。
如果那些表示坟墓、帐篷、划子的符号固定下来，用于人们之间的交流，就是文字了。假如这个民族继续与世隔绝，若干年后，他们很有可能创立自己的文字。从这幅地图看，他们的文字已经呼之欲出了。
有人一定会心存疑问：现代人绘制地图需要精密的仪器，石器时代的初民们怎样确立方位，测量距离呢?
不要小看了人类的大脑。当计算器普及时，人们的心算能力普遍下降。没有手持GPS时，我踏勘选线走过的地方在头脑中记得清清楚楚，有了手持GPS，定位导航全靠它，好些地方走过多遍，竟然毫无印象。
十九世纪，很多人类学家和探险家在探访一些狩猎采集部落时，对他们叙述地理和绘制地图的能力表示惊叹不已。
一位名叫霍尔姆的船长在1883年到1885年建绘制了一幅从北纬66度到68.5度的东格陵兰海岸图。那时候他并没有亲自探访过那些地方，画地图完全以当地人的叙说和图画为根据。
1899年到1900年，另外一名叫阿姆鲁德的船长到了那个地方，他说：“那个地图十之八九与实际相符，令人惊异……有几处地方和几个岛屿的位置定得非常正确，他们所在的纬度与地图上画的完全相同，或相距极近。”
格陵兰人自己也在木头上刻画地图，不仅绘制重要地物和界限，还表示出地形起伏。当他们从西方人那些得到了纸张时，他们也在纸张上绘制地图，尽管他们不会读写任何文字。
有一位名叫霍尔的船长曾经印刷过一张地图，是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爱斯基摩人根据他的一千一百英里的旅程绘制的。有人拿来和这个区域的海军部地图比较，说：“其后数年中我见过许多旅行者画的路程图，那个时候科学的探测比现在幼稚得多，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无论是白人或者有色人种，是文明人或者野蛮人，在亚洲或非洲或澳洲，我不知道有哪个旅行家不带着测量器械，纯靠本人的目光和记忆，可以画出广大而又正确之地图能与此图相比者。”
美国人类学家斯塔克教授曾说，东北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也表现出同样的地理天才。他们能牢记各处山川地势，政府派遣的测量人员常利用他们的本领。“印第安人在桦树皮上用尖刀或碳条或铅笔画图，画出一处处湖泊、河流，河流间的路运道的大小远近，挥写自如，确有把握”，其他地势一概忽略，因为他们打猎或旅行都只用水道，其他地形地物对他们没有用处。
为什么从事狩猎采集的人类表现出地理方面的天才呢?这是因为生存的需要。一般人以为，石器时代，人们的科学知识非常贫乏，这其实是误解，至少在三个方面他们比现代城市居民强得多。
一是对周围环境中的植物，初民们了解得非常清楚，各种植物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哪些可食用，哪些可药用，哪些有毒，哪些发苦，从孩童到老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二是动物习性，从微小的昆虫到凶猛的野兽，都掌握;第三是地理环境。
人们常听说偏僻小山村的老人一生足不出户，会以为石器时代的人也是这样。恰恰相反，石器时代的人类，其活动范围之广，超过现代许多人。
在没有弓箭和刀枪的时代，仅用石器和棍棒，要想狩猎大型动物如鹿、牛、羊是很困难的。在开阔的草原地带，初民们常常采用多人合围或将野兽赶下悬崖的办法。
在森林环境中，初民们常常采用跟踪的办法，猎人咬定某个大型食草类野兽，如一头羚羊或梅花鹿，根据其逃跑时留下的痕迹，不停地跟踪它，让它没有时间休息和进食，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一直到崩溃倒毙。跟踪一头羚羊，常常需要十多天甚至几十天，行走几十甚至几百公里，沿途的山川地势，羚羊的蛛丝马迹，都要仔细辨别和牢记。
一个石器时代的猎人，一生行走过几千公里，是很正常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地理环境的记忆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对方位、距离的敏感性也得到了加强。夏威夷有一个从远古传唱下来的故事，其中故事的成分很少，大部分竟是一位青年旅行家所见的地名表。把地名像史诗一样传唱，可见地理在远古先民们心中的分量。
文明就这样在绘画与绘图中酝酿着。直到有一天，文字率先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随后是长江黄河流域破土而出。苏美尔、亚述和巴比伦的文字都是纯粹的象形文字，而埃及人更高明一些，他们的文字演化出了字母(只有辅音，没有元音)，他们在用字母拼写一个单词后，又在旁边画一个象形符号。
后来，菲尼基人学到了这套文字，干脆抛弃了象形符号，只留下字母，还是没有元音。希腊人把这套字母学过来，发现有几个发音是希腊语里没有的，就把这几个字母当作元音来拼，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字母表，也是世界上所有字母表的始祖。
汉字则走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没有采用拼音字母，而是利用谐音、象形、联想等手法，创立汉字，再由汉字组词。例如，“城”容易用图画表述，可“诚”不能用图画表示。那就先画一个“城”的形象，旁边加一个表示说话的图像，意思是说，说话与行动一致谓之“诚”。后来，因为“城”为土筑，故在城的图画旁边加“土”，以示与其他cheng相区别。
拼音文字容易学习和普及，汉字也有优点。拼音文字的拼写随发音的变化而变化，而汉字不是。发音是很容易变的，地理的阻隔，时间的流逝，都导致发音变化，从而拼写也变化，所以欧洲人是很难读懂古希腊圣贤原著的，就是读莎士比亚原著都已经很难了。
而汉字不一样，“有朋自远方来，不宜悦乎?”是孔子的名言，孔子当初是用什么样的发音说出来的，无关紧要。可这几个汉字的意义，千百年都一样!所以，余秋雨说：“我们读2000年前先人的著作，如同读远方朋友写来的书信”。
中国北方人与广东人语言交流很困难，广东人办的报纸却是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只要不是文盲，都能读懂。这就是汉字的功劳，它对保持文化的传承延续，国家的统一，都起了很大作用。
正因为有了文字，文明积累、传承和传播的效率大大提高，文明的进程就大大加快了。社会也就大变样了。
在文明的进程中，为文字的创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地图也在迅速进步。最早的地图上面一定是没有文字的，因为那时候文字还没有出现。有了文字，地图上就开始标注文字，如地名、高程和坐标等。再后来，地图又演化成电子地图，再演化成地理信息系统(GIS)，这GIS里面信息海量，有大量的图，也有大量的文字，我们已经无法简单地说，GIS是图还是文字。
(注：文中有关狩猎采集人群绘制地图的材料取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著《文明与野蛮》，翻译吕叔湘，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198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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