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信息自由肇始于1945年新闻媒体界提出的“知情权”概念，美联社执行主编库珀在《纽约时报》中撰文指出，“知情权是指人民有权知道政府的运作情况和信息”。然后对于信息开放，政府各部门的态度和做法都大同小异：由于恐惧自己手中的信息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滥用了手中的“定级权”将大部分数据都标定为“秘密”、“机密”和“绝密”。而即便是在经历重重困难通过了《信息自由法》之后，1967年的美国政府对于公共信息的查询采取了三种方式：拖，即对于查询要求不予答复;贵，对查询费用和复印费用采取高昂的定价;挡，以“国家安全”的豁免条例作为“挡箭牌”来拒绝公众的信息要求。
看到这三条，只能说历史何其相似!50年前，美国政府对于信息公开的态度及做法，正在我们这个错乱的时代上演，以至于频频出现学生和记者上书某相关部门要求公开公共事务的新闻。这本不应该是新闻的，而对于公民知情权的不屑与推诿，造成了社会对于政府日益严重的“塔西佗陷阱”，即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不肯告诉我们真相，怎么能够幻想我们的配合?!信息隐瞒的代价是在一系列公共建设和重大投资中，民粹一再被玩弄，“反对”与“滚出去”的声音盖过了理性的探讨与科学的报告。而最终，老百姓只能忍受更恶劣的环境：你赶跑了一个PX厂，那就继续忍受高污染的小化工厂肆虐吧。
信息的开放与共享并不取决于现有的技术，而是掌管这些数据的“人”：你们愿意将手中的数据无偿地分发给公众吗?哪怕会出现不可预料的后果?后一条询问就足以让很多决策者踌躇一番，最后此事便不了了之。换言之，信息共享的最大阻碍就是政府是否下得了决心接受监督，而不能只是满足于形式。正如《透明和开放的政府》备忘录中强调：政府应该是透明的、参与性的和多方协作的。
今天，“智慧城市”的建设在神州大地上涌起，数百个大大小小的试点建设都在乐滋滋地签署着《任务书》，然而对于智慧城市的“透彻感知、广泛互联、智慧应用和以人为本”的四大特征，又有多少地方做好了非技术上的准备，真正下定决心实现信息流的可共享，而且是可以被社会大众来共享，若非如此，这种“智慧城市”的建设，充其量不过是“电子政务”的一个新面目，再谈实现推动城市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等无异于“痴人说梦”了。(文|本刊特约撰稿人 蒋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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