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的传播包含了两个重要部分:信息载体和信息本身。信息载体从古至今有多种,从口口相授、烽火相传到驿马传递,总是在信息传递的距离上大做文章。电报的出现标志着信息载体方式的第一次重要变革,它直接地冲击了整个世界,而对于天朝这个封闭的帝国,电报的影响则剧烈得多,沾染了中国人的血与泪(可参见《触电的帝国:电报与中国近代史》)。其后电话和互联网相继诞生,特别是后者的出现,让“地球村”的概念成为现实——远方正在发生的故事可以同时出现了地球的另一侧,信息和数据的传递已经不再是技术问题。
然而在解决了“信息高速公路”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面对另一个尴尬的事实:最有价值、与普罗大众最息息相关的那部分数据,却因为保存在政府手中让我们无法获得。后者因为冠冕的规定与制度极力避免信息的泄露——哪怕是这些数据对他们并没有潜在的“威胁”,在这一点上几乎全世界的政府都曾经保持相同的态度。然而这种对数据公开的恐惧的本因可以归咎为惰性和恐惧,特别是对外界通过数据认识自己内部“潜规则”的恐惧——如果一切都在阳光下,会让管理者的神秘感与寻租空间荡然无存。从《大数据》一书的内容,为了打破这些神秘感,美国社会体制内外的人,包括政客、记者和大量NGO组织,都在进行努力。我们也可以看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异化”:当年鼓动数据公开最起劲的议员,在成为政府人士后却成为最坚决的反对者。
我们将话题收回来,回到现在最热门的“智慧城市”上,那种“更透彻感知、更广泛互联、更智能决策、更灵性服务”的远景,必须结合来自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大众的广泛数据,但真的是技术层面能解决的吗?少年,别天真了!(文|本刊特约撰稿人 蒋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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