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灾救灾迫切需要国家统筹遥感
年初，中国南方发生雪灾冻害。据初步估计，经济损失达1500亿元人民币，受灾耕地面积达700多万亩，受灾森林损失573亿元。但是笔者在1月29日才听说国家还没有任何能够宏观显示雪灾范围和强度的图件。据了解，主要是有责任为国家提供遥感图件的单位技术准备不足，在南方多云的情况下不知道该怎么办，然而能迅速找出办法的科研人员却不知道这个情况，因而没有动作。于是我们自筹经费，立即组织力量，于春节前用被动微波遥感数据通过国家遥感中心向国办报了两期灾情。
遥感力量各自为战，造成快速反应迟钝，数据难以共享
李小文院士
5月汶川强震，遥感界同仁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同时也更强烈地反映出遥感力量缺乏国家层面上统筹的弊端，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
首先震后未能立即组织航空遥感，了解重灾区交通毁损的情况。从技术上来说，如果国土资源部在成都附近的几架遥感飞机在5月12日下午就出动，13日凌晨前就可以很清楚公路不可能很快打通。因此,大规模的空投、空运、徒步行军和水运方案至少可以提前24小时作出。但是，这个24小时的延误不能怪国土资源部，他们无权自行起飞,从下向上申请空域很费时间。几年前，李德仁、陈述彭院士牵头，我们8位遥感领域的院士就联名呼吁过，要在国家层面上跨部委、跨军民，协调全国的遥感力量。这样，国家有大事才好指挥，遥感也才能像“两弹一星”那样形成大气候。但是我们的呼吁如石沉大海。现在仍然还是各部门一堆正局、副处单位各自为战。
除了遥感快速反应方面的不足以外，各自为战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数据难以共享。5月12日汶川强震时表现得很明显：纯数据单位还算听中央的话，13日就表态免费为救灾提供数据服务。但是，既有数据能力，又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单位，都是要自己先出成果以后，才肯和其他单位共享。从单位领导的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救灾大局来看是有害的。我们科技人员最终只能通过个人关系实现一定程度的共享，把事情做好。
各自为战造成延误最典型、也是最令人痛心的例子是“SOS700”。中国科学院的两架遥感飞机在没有1:5万地图（在启动航空遥感前就申请，迄今未获得）的情况下，在5月14日启动了重灾区的航空遥感。在15日下午的航遥图像中，就已经发现在灾区草坡乡的一处房顶上，刷有红色的“SOS700”的字样，但是判读人员可能根本不知道那里待救人员的重要性，不知道国家正忧心如焚地寻找附近在震灾中失踪的上千名工程物理科研人员（包括3位院士）。否则他们不会到17日晚才按部就班将专报发给中国科学院。
据外电报道，中国政府5月16日向美国求援，用美国的间谍卫星帮我们寻找震灾中待救人员。17日下午成都军区以最快的速度派直升飞机把获救的17位院士、专家接回成都。
为此，搞遥感的研究人员受到指责：为什么国家投了这么多钱搞遥感，还得去找美国的间谍卫星帮忙？！而搞航空遥感的科研人员会感到很冤枉，谁告诉他们那一带有特殊情况？国家有特殊需求？如果有命令或者有地图，他们完全可以最迟在16日凌晨就把草坡乡“SOS700”的情况上报。
这些延误，可以说是这次震灾给我们的沉重教训。
建议组建高层次的、军民一体化的遥感协调机构
几年前，8位院士曾共同呼吁：“鉴于此项卫星应用工程涉及面大、投资高、技术复杂、参与部门有军民双方许多单位，建议组成一个由国家高层领导人亲自领导的协调机构，组织和协调军民双方各有关单位，从事本项工程的设计、制造、发射、接收、处理、分析和分发应用，争取在2010年使中国的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笔者在此想重申这个呼吁。如果目前实现有困难，针对这次全民一心、抗震救灾中遥感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建议可以先简单一点，尽快组建国家级别的救灾遥感机构。行政级别可以低一些，但是，第一，空域申请权不宜低于国家领导的救灾专机。这不是争权、抢风头，而是救灾的需要。没有说战场上指挥员上前线了，侦察兵要过两天才准出发的。第二，信息必须畅通。国家有什么需求，第一时间就能了解，并有权分解任务到适合的军民各单位。获取的信息第一时间就能直达救灾指挥部。第三，平时应该对全国军民各单位遥感的实力、正执行的任务、技术和数据储备，以及执行应急任务需要攻关的问题等做到心中有数。一旦有情况，便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小文）
李小文院士简历
中科院院士，1968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5年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地理学硕士、博士以及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现任中科院遥感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名誉院长，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是李小文-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成名作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主持过多项攀登、863、重点基金、NASA基础研究项目，现在是973项目“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的首席科学家。
资料
几年前，李德仁、陈述彭院士牵头，包括童庆禧、李小文、龚惠兴、姜景山、王任享、刘经南等在内的8位遥感领域院士曾经联名呼吁，中国应发射军民两用的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并建立天地一体化空间信息获取、处理与分发系统。
目前，对地观测技术已成为国际上太空竞争的重要热点之一。院士们认为，卫星遥感对地观测技术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共同需要，它从一开始就具备十分明显的军民共用性。
和世界卫星大国相比，中国的航天遥感事业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是中国缺乏全国统筹规划的军民两用、平战结合、高分辨率遥感卫星运行系统，以及实用化、产业化的天地一体化空间信息获取、处理和分发系统。
纵观世界各国的卫星遥感技术及其军民共用的特点，院士们指出，中国在卫星遥感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高分辨率卫星和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
缺乏无地面控制的精确定位技术；
布局缺乏整体考虑，造成资源的重复、遗漏及资金的浪费；
“重上天，轻应用”现象造成现有卫星资料应用率低；
卫星发射与应用未形成商业化运转模式。
为了满足中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急迫需求，抗衡美国、印度等国家在航天遥感中对中国的强大压力，院士们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持续发射和建立中国军民两用高分辨率、高光谱遥感和雷达卫星群；
重视和抓紧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相关技术的研发；
组建高层次的、军民一体化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机构；
切实重视卫星数据的应用研究；
坚持走政府调控与产业化相结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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