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地图绘制的精细和地图学的发达，是国家进步和民族自信的表现。国民不知边界四维则不知开拓进取，政府不明“版籍”“图册”则不明守土保民之责任所在。一国“版籍”“图册”的丰富和完备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其粗疏和散失则标志着国之衰亡。而追求天文地理的精细图示，可以促进一国实学的发展，培养国民科学、严谨、务实的学风。
一、纵观全球史和地理学的发展史，特别是公元1500年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大国相继崛起、霸权更替的历史，背后都有着地图学的支持和对地图学发展的促进。
1500年前后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各国确立了新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地理探索改进了西方的测地、地图测绘和制图技术，世界地图被重新描绘。欧洲各国近代地图学的突飞猛进，归功于以下因素：探险家地理探索的勇气和国家开拓进取的气象为近代地图学确立了发展的动力;而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则为地图学者提供了技术准备，新的地图绘制技术(包括数学技术、投影技术、摄影术、统计技术)和新交通手段的运用，不仅便于测绘工作的开展，也促进了他们对改良技术的追求;工业革命以来铁路运输、架设电线、开辟航线、海岸测量和建设军事基地等工程推动了测绘地图的需要;国家对地图教育的普及和对学术振兴的重视。法国首先受惠于其王室的振兴学术政策，天文定点和测角等技术使法国在整个18世纪占据地图学的主导地位。英国继之在精密海图、精密时钟的制作方面取得突破。而此时的德国也以其测绘和制图技术的进步，推动民族统一和崛起。近代欧洲地图学的发展还离不开石印地图、多色印刷等印刷技术的进步，印刷技术大大降低了地图复制的成本，便于欧洲各国对地图教育的普及。
对于民族意识和危机意识非常强烈的日本来说，在18、19世纪之交就意识到俄、英等国在日本近海测绘地图的险恶用心，朝野有识之士立即认识到发展地图学的重要性。幕府调查队员于1800年调查千岛群岛等地，完成了《边要分界图考》。1816年利用日本、中国和西洋的最新资料制作了《新订万国全图》且铜板刊印，还绘制了日本中心半球图。1821年完成了精确表现日本列岛全部海岸线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
19世纪末期，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在霸权野心的驱动下，参与探险运动的国家增加，各国对非洲和亚洲内陆等地区探险范围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列强之间各种划界谈判、条约的协商，这些都促进各国测绘、制图技术的提高。此时的英、俄、日等国通过对我国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探险活动，掀起了测量、绘制和刊刻中国地图的高潮，特别是俄日两国，绘制了大量中国地图，日本三松堂编绘的《支那帝国十八省分图》《最新汉译满洲全图》《清国练习用白地图》等大量输入中国，以致中国使用的本国地图皆仰仗日本。
二、中国学术自上古强调图文结合、“左图右史”，又因传统的农业国水利工程建设的需要，地理学、地图学(包括测量学)和制图学直到16世纪一直领先于世界。但是，自宋、明以来舆地学爱好者逐渐形成重视文献研究、轻视实地踏勘的传统，加之宇宙观的僵化，制图学坚持以“平面地面”作为基础，和近代西方重视踏勘测量，以“球形地面”作为基础的地图学、测绘技术的发展相去渐远。
16、17世纪之交，当西方新地图和新的测绘技术第一次冲击东方的时候，康熙皇帝以开疆拓土的豪气和文化的自信，大胆接受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帝国传教士输入的测地、地图测绘和制图等地图科学，中国的地图学暂时还能和西方保持大致相等的水平。而进入18世纪以后，中国人绘制地图往往“平面和绘画混合”，即使是“要求量度严谨并要合乎比例尺的军事地图和水利地图”也不求甚解，以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吾大帅拥十余万大军，幕下仅得吾乡一画山水者任图绘之役”。
面对18、19世纪之交开始的西方近代地图学的第二次冲击，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很快觉醒，力图复兴地图学。特别是鸦片战争，促使魏源等人喊出了“睁眼看世界”的口号。魏源1844年初版的《海国图志》、徐继畲1848年成书的《瀛环志略》注意研究外国的地图和地图学。洋务运动开始后，洋务派及时关注到西方近代地图学，逐步翻译《航海通书》等地图学著作，在洋学局中开设“测算、舆图”学科，京师同文馆1876年公布的课程大纲也开始讲求“航海测算”。尽管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翻译《海道图说》、《绘地法原》、《测绘地图》等西方近代地图学著作，介绍西方圆锥投影、圆柱投影之类的近代地图测绘方法，但由于对外语和新科学理解的困难，不能编译更高深专业的地理地图学著作，对西方近代测绘理论、地图投影技术等的接受缓慢，以致清朝学者自己绘制的中国地图没有外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精致，不得不购买外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
这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王先谦等人发现西方列强和日本小学、中学都十分重视教授地理、识图知识，认识到中国近代地理、地图学教育缺失，中国地图测绘技术落后，他们纷纷著书呐喊，呼吁政府测绘地图、学堂教授地图以“开民智”，主张从儿童七八岁开始“摹绘地图”，并将此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由于认识到“实学之要，首在通晓舆图，尤首在通晓本国之舆图”，为了爱国宣传，传播地图学，他研究日、俄等国的地图测绘技术，亲自学习绘制地图，出版手绘地图，以期启蒙国人拓展实学，经世致用。
相比西方近代测绘科技的冲击和推进地图教育的需要，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边疆新危机是促使中国近代地图学兴起的主要因素。边疆纠纷和边疆划界谈判需要精准地图，而中国正缺乏这样的地图，往往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崇厚负责伊犁谈判，不愿亲自踏勘，也不研究地图，因此误国。清政府不得不启用关心舆地之学的曾纪泽来收拾残局。曾纪泽、许景澄等在与俄国人的谈判中发现，俄国人对中国伊犁、帕米尔等地区的情形“烂熟于胸中”。而本国地图的粗浅迫使他们无可选择地在与俄人的谈判中使用俄国地图，或鉴于“中国既无精细之图，不得不藉英图为辩论之资助”。在与西方殖民者的划界谈判中借助西人地图的痛苦经历，使许景澄、缪荃孙、邹代钧、缪祐孙、洪钧、钱恂等清末驻外使臣及随员致力于搜集、购买德、英、法等国所绘地图，回国翻译印刷。1896年邹代钧(沅帆)在武昌创设“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目的就在于此，将引进的西方地图翻译推广，并以此提高地图制作技术。
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清廷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在测绘地图这一领域的落后，不得不变革观念，改进测绘技术，促使朝廷创设近代测绘学校和测绘机构(测地局、陆地测量局等)，编绘精准的全国地图。张之洞等地方官正因为感到绘制精准地图无从下手，而积极创办测绘学校，“测算即用西法”，中国最早的地图测绘学校湖北陆军测绘学堂则聘有日本和德国教习。为引进西方测绘理论和绘图技术，张謇、邹代钧、冯桂芬、康有为等知识分子纷纷组织地理学会、地图学会，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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