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科研团队拟即将赴帕米尔 复旦六人团队将着手精确复原丝绸之路
近百年来的首次以整体帕米尔高原为对象的考察
展开帕米尔高原地形图，海拔六、七千米的雪山包围之下，海拔三、四千米的谷地纵横交错。其中大的谷地有八个，分布在中国、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境内。在当地话中，“帕米尔”是“山间谷地”的意思，因而这八个大谷地也被称为“八个帕米尔”。 “它(帕米尔高原)好像是一个东西文明的阻碍，但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文明的交汇点，因为丝绸之路的两个重要的通道：中道和南道都是经过帕米尔高原的。”
侯杨方检索了大量中外文献，发现大家都只是“泛泛地提到丝绸之路会穿过帕米尔高原”，但对于高原上一些重要的地标及其经纬度，却没有作确切的说明——“你究竟是怎么过(帕米尔高原)的呢?究竟从哪个山口过去、怎么进行翻越的?”
“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一个个点的考古发掘。比如这里有几个佛像，那里有几个遗址，然后假设丝绸之路可能就是沿着这些点经过，这不是没有可能，但这做不到一条完整的线路的还原。”侯杨方说，“我们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了解到复原丝绸之路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由此，侯杨方有了精确复原丝绸之路帕米尔高原段的念头。
2010年夏天，侯杨方在新疆乌鲁木齐开中国地理年会，此前就已策划要去帕米尔考察的他，借此机会与几个与会者一同去了帕米尔高原。尽管考察时间不长，但那次帕米尔之行给侯杨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帕米尔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地方，历史和人文的故事跌宕起伏，在中西交流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可能是促使我做这方面研究的原动力。”
此次切合“文化援疆”主旨的“复原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并不是国人第一次对帕米尔进行完整的考察。“19世纪末中俄进行边境划分谈判的时候，为了自身利益考虑，中国派出了一支考察队前往帕米尔对其进行完整的实地考察，这是中国第一支，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支完整地考察帕米尔的队伍。”侯杨方教授介绍道，“当我们完成后续的境外考察后，可以说是第二支，也是近百年以来世界上第一支以整体帕米尔为对象的考察队。”
备战：中文典籍、近代西方考察报告和现代军用地图
为了尽可能精确地复原路线，科研团队在前期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在中外文献资料中，1300多年前的《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帕米尔历史最早的详细史料。“它写得像一部详细的考察报告，记录玄奘每段东南行多少里，东北行多少里……从头至尾都记载着里数和方位。”
“玄奘是帕米尔路线的最早的详细记录者。”这部具有地理学意义的史料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地标：“比如讲玄奘走过一个大龙池，一个非常壮阔的湖。”100多年前，《大唐西域记》的英译者比尔据此断定，玄奘走的一定是大帕米尔(位于塔吉克斯坦)这条路线，“符合这个地标的只有大帕米尔。”
而清末的《新疆图志》，积累了大量的新疆地方史料，其中包含19世纪末中俄边境谈判时的大量公文。此外，当时英国和俄国考察队也写了大量的考察报告，对所经路线进行了详细描述与测量，这些报告也成为此次科研考察团队的重要参考资料。
除了文字资料，地图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考队的成员们搜集了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军用地图、现代地形图以及遥感图片，对路线上的一些地标做了初步的经纬度判断。“军用地图的实用性是最强的，因为它涉及到行军、作战。哪条路线在什么季节可以行走什么样的车辆，还是只能通过驴、马或者行人，它都有明确的标示。”
除此之外，科研团队还购买了一些GPS定位设备以采集数据。
谈到前期准备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团队成员、复旦史地所的徐建平副教授介绍说：“前期准备工作中主要的困难有两个，一是大比例尺地图缺乏，二是缺少详细的关于帕米尔地区的中文考察资料。我们目前可资利用的中文考察资料还是清末许景澄、海英等人的考察资料。好在后来找到了大量19世纪中晚期和20世纪初期西方探险队的大量英文考察及研究报告。”
精确到每一个山口的丝路
“我们会通过GIS技术把丝绸之路穿越帕米尔的整个状况生动如实地反映出来。”侯杨方说，此次科考活动将对每一个地标、每一段路线进行3D模拟，发布到网站上，每当观众“经过”一个地标，系统就会提醒观众这是一个重要的山口，点击一下，经纬度、海拔就显示出来，观众甚至可以看到队员们拍的照片和视频。
[page] “我们把所拍的内容都储存进数据库，通过互联网推向大众，每个人只要能上网就可以看见——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人没做过的。”
由此，即使是对那儿的地形一无所知的人也知道怎么穿越帕米尔高原，“以后只要有GPS导航，你就可以前往那里。”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的路线变化并不大，但想要精确复原帕米尔高原段的路线，难度却不小。“谷地纵横交错，怎么决定走哪一条山口?此外，一年四季、甚至一天之内，山口的可通行性都不一样。有一些山口开始发洪水了，有一些就没有。”侯杨方说，怎么对路线所经山口进行判断和选择，是这次科考工作的重心。
对于前期确定的路线与地标，科研团队到时还将通过GPS确认其经纬度。“虽然我们已经在Google Earth上大致确认了各个地方的经纬度，但是Google Earth有误差。此外，史料记载的各个驿站的情况，比如一般50到70里会有一座驿站，中间要经过一条河，有几个坡，是平的还是陡的，这些我们想实地考察一下。”
实地考察就意味着危险，除了食宿的艰苦之外，突发自然灾害首当其冲。
帕米尔高原多高山峡谷。侯杨方说，在那种狭窄的谷地中，最怕的就是山上坠石和泥石流。
“我去过帕米尔高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北京时间15点的时候，也就是当地时间正午的时候，司机就会感到紧张，因为冰川就开始融化，水就从那个山上冲下来，很可能导致泥石流，道路很可能就被冲断。我当时走的还是中巴友谊公路，是最宽的一个谷地，都如此紧张。”
路线中有几段越野车无法通行，只能步行。侯杨方说也想借此体验一下传统时代丝路的交通状况：“丝绸之路不是用来徒步旅行的，而是驮货的驴、马、骆驼走的。人能走的地方驮货的动物不一定能通过，例如中巴公路经过的红其拉甫山口并不在传统丝路上。”
春季，帕米尔一些山口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不能翻越。侯杨方说：“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今年夏天到境外帕米尔进行后续考察，另外也把春季不能翻越的山口也走一遍。”
这是考察，而不是户外活动
除了考察，科考队此行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为一部讲述丝绸之路与帕米尔的纪录片拍摄视频素材。
“自1980年始，NHK拍了几次丝绸之路的记录片，但全部没有包括丝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帕米尔(片中所谓的帕米尔其实是高原下的巴基斯坦罕萨河谷与印属克什米尔，它们都并不属于帕米尔)，央视拍的《玄奘之路》对帕米尔描述也非常模糊、不准确。”侯杨方在纪录片拍摄设想中写道。
开始，科考队希望能招募到两位学生志愿者。 “我们要求学生一定要去过高原——不是在高原上呆过几小时，而是至少要在高原上生活过几天，确保没出现高原反应，由此把高原反应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此外，我们要求志愿者有制作纪录片的经验，以及对纪录片的理解和对这次活动的热情。”侯杨方说。“另外还需要一定的艺术的眼光，因为同一部相机不同的人拍出来的东西千差万别。”
但侯杨方说面试的情况让他“感到失望”。
“我问他们，这次考察丝绸之路，这一类型的纪录片的范本是什么?很多人举不出来。问到他们最喜欢的纪录片的时候，有三个同学说了《舌尖上的中国》。”侯杨方说，“从通知发出来有半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有心的话会用心准备，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起码你把NHK的《丝绸之路》看一下，网上都有现成的。包括相关的资料，很多同学只是在谷歌或者百科上搜了什么叫帕米尔。我觉得这和我们的要求还是有很大差距。”
“事实上很多人抱的是户外活动的心态，而不是考察的心态。”他感慨道。 一位交大的同学写信给侯杨方希望能参加面试。“我觉得她对纪录片的理解还蛮深刻的，她也看过BBC、NHK的很多记录片，包括《丝绸之路》，但是可惜的是她本人没去过高原，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最后，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宋立州通过了面试，将参与此次纪录片的制作中。
内心对学术的热情与学术的社会责任
“有一些人会问我们是不是配合丝绸之路申遗特地进行这项考察，我可以明确地说，不是的，这样就太工具理性了。”侯杨方说。
事实是，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丝绸之路申遗点是在3月4日，而侯杨方的团队关于此次考察活动项目在2012年7月就已经评审通过。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最近，经费才下达，恰好赶上国家公布丝路申遗事项。“当然我们在经费下达之前已经编制了一个详细的研究计划，否则是根本来不及的。”侯杨方说。
“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而不能跟着课题跑。当然，为了解决问题而去做相关的研究是需要的，但刻意去迎合，不仅感动不了自己，更激不起民众的关注和热情，反而有时会沦为谋利的工具。只有能真正让学者感到学术意义与冲动的课题，才是好的课题。社会不是靠一些课题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靠不同人的智慧、眼光、行动与热情共同促成的。就我本人而言，进行这次帕米尔考察活动，是因为这个课题确实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是真正的跨学科研究，能激发起我的学术热情。”
另一位考察团团员徐建平副教授也有着自己的热情。他称因为自己本身是江南水乡人，因此特别向往高山、高原，喜欢大西北原始而粗犷的自然风光。学生宋立州则希望通过这次帕米尔之行，到自己论文主要研究对象所在区域进行实地考察，可以获得更加直观的第一手资料，并获得优秀教授的直接指导。
“我们的项目最终会以论著、考察报告、政策报告、画册、地图集、地理信息系统、视频、展览甚至网络新闻等多种方式呈现给学术界与社会大众。我们要改变以往的那种学术成果只以论文、专著在小圈子内流传的自娱自乐的方式与单一的评价标准，这也是学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侯杨方最后说。（黄晨）
{{item.content}}